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结合实施新《环境保》，中国环境与发展的法制化进程正在迎来重要的窗口期和机遇期，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必将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保障。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合会”)特设立“法治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课题组，从2015年~2016年开始研究，充分考量环保新常态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为2015年~2020年的窗口期和机遇期提出符合生态文明法律制度要求、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法律保障。
完善法律制度设计，填补环境立法“空白”
“与实践的需要相比，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还存在明显的立法空白。”课题组中方组长、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孙佑海表示。
目前，土壤污染和危险化学品对健康和生态环境的损害问题已逐步暴露出来。但是，土壤污染和危险化学品相关领域的基本情况却还不清楚，而部门之间职责的交叉重叠以及缺乏有效的法律制度体系和严密的风险防控手段，加之缺乏独立的监管机制，使得环境和社会风险已不容忽视。
孙佑海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改革危险化学品多部门的分管体制，建立统一、独立、高效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和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并相应制定适用全部危险化学品的《危险化学品安全和环境风险应对法》。
课题组建议，要改变目前多个部门涉及有毒有害化学品管理的行政监管职能，建立由环境保护部门为主的统一监管体制，并参照发达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建立统一的化学物质危害识别与风险评估制度、完整的新化学物质申报登记制度和化学品 “市场准入”制度。
同时，要明确规定高风险化学品的限制、淘汰以及含量限制等要求，并制定化学品的全生命周期过程风险管控。为防止和应对突发性环境事件，要建立完整的事故应急和环境污染处置的管理制度体系，并明确生产者、使用者和监管者各自的法律责任。
此外，课题组还建议修改完善现行的《环境影响评价法》，进一步明确环境影响评价对各级政府政策、规划制定的约束力以及对产业机构、产业布局的约束力，增强环境影响评价的独立性和科学性，扩大适用范围，完善内容和程序，并确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为综合性评价制度。在完善环评专业技术审查的同时，强化环评制度在协调社会各方利益诉求中的平衡功能，并进一步加大对各类环评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追究力度。
对于土壤污染防治立法，课题组建议尽快出台全面、综合性的《土壤环境保》，制定污染场地管理的配套法律法规等，构建一个完整科学的土壤污染标准体系，逐步形成土壤污染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
提升环境标准的法律效益，整合环境管理资源
环境法律制度之间的“内耗”，是生态文明法律体系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首先是具备生态环境整体性、系统性的法律制度被不同管理部门人为切割。
以水环境保护为例，水功能区和水环境功能区;流域综合规划、水资源保护规划和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水体纳污能力指标、水环境容量和总量指标等相同或相近的水资源保护制度和水污染防治制度，被当前的法律制度人为分开。
“在自然生态保护方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物种保护和栖息地保护分离，动物和植物分离，陆生和水生分割，都使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管理被不同的管理部门和不同的法律法规切割。”孙佑海说。
其次，部门内部管理制度的人为分割和碎片化现象以及《环境保》中主要法律制度重复规定问题也比较严重。
因此，课题组建议，根据环境保护向环境质量管理转型的要求，完善环境标准制定程序，强化环境标准的法律效力，将一些重要的环境质量标准和排放标准指标直接纳入环境保律或者法规中;改革环境保护部门的内部管理体制，整合排污许可以及环境标准、环境监测、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验收、排污申报、总量控制、环保设施监管、排污口设置管理等各相关环境管理制度，减少环境管理的重复交叉和内耗，有效发挥排污许可在环境标准实施和环境综合管理中的统领作用，并分别研究制定《排污许可法》和《环境标准法》。
在自然资源的保护方面，课题组建议研究制定有关自然保护区的法律和有关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法律。整合自然保护区域方面的管理体系，制定统一的《自然保护区域法》。
“应在优先保护、严格管理和可持续利用的前提下，改革现行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和森林公园等各类保护区体系混杂、社会功能定位不清、管理机构交叉重叠的体制。”孙佑海表示，要按照保护的类别、严格程度和可持续性，研究建立统一的分类体系及相应的技术规范和标准体系，合理整合我国各种保护区，建立健全有效的管理体制。原标题：生态文明法治建设要补哪些“缺”？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