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是我们即将迎来的经济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的阶段，这个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保卫蓝天。”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何克斌在11月26日举行的“2019中国蓝天观测论坛”上指出：“大气污染治理的核心是‘ “十四五”就是要抓住两个协同，即臭氧与PM2.5的协同，碳与雾霾的协同。把握臭氧与PM2.5的协同，核心问题是抓住减排VOC 排放量，同时增加氮氧化物排放量的减少。”
该论坛由亚洲清洁空气主办。 来自政府、科研机构、公益组织的专家学者在论坛上分析了当前大气污染防治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十四五”期间大气污染防治的思路和建议。
何克斌说：“当前大气污染治理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PM2.5取得明显进展，但尚未彻底解决。二是要防止臭氧继续上升。”
亚洲清洁空气组织在论坛上发布了《大气中国2019：中国空气污染防治进程》报告。 报告显示，近五年来全国338个城市空气质量延续改善趋势。 与2017年相比，平均达标天数比例由78%提高到79.3%。 193个城市优良天数比例大于80%，达到《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121个城市六项大气污染物年均浓度全部达标，同比增长22个城市同比PM2.5年均浓度和超标城市比例继续下降，但PM2.5超标城市比例仍占一半以上。
据了解，按照我国现行空气质量标准，截至2018年底，338个城市中有190个城市PM2.5超标。 从平均浓度来看，2017年底全国338个城市平均浓度为43微克/立方米，2018年底为39微克/立方米，目前已逼近35微克/立方米。 但与欧美国家仍有差距。 2015年欧盟28国平均浓度低于15微克/立方米，2016年美国主要城市平均浓度低于8微克/立方米。
世界卫生组织的最终推荐值为10微克/立方米。 欧盟平均值已达到第三阶段，美国已达到极限值，我国现在正在努力实现第一阶段目标。 正如何克斌所指出的：“PM2.5还需要长期努力，距离理想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报告还显示，2018年，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总体改善，但臭氧污染持续加重。 亚洲清洁空气中国区总监付璐表示，从数据来看，全国臭氧达标城市比例逐年下降，从2015年的84%下降到2018年的65.4%。京津冀、长三角、汾渭平原均未达标，臭氧污染加剧是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的普遍问题。 超标的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珠三角。 天数最多的主要污染物。
“今年好天数下降主要是由于今年9月份异常高温导致臭氧浓度极高，‘吃掉’了全年近两个点的好天数。”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大气环境规划处处长雷宇表示。
雷宇介绍，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相比，VOCs治理难度更大。 首先，VOCs治理技术起步较晚，积累比较薄弱。 其次，VOCs的排放源比其他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源更多。 例如，对于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只要烟囱管理得好，VOCs可能会从各个管道连接处或暴露的地方逸出，因此需要控制的区域或需要注意的区域也较多。 第三，很多VOCs是在使用过程中排放的，比如工业溶剂或者家用溶剂的使用。 因此，必须采取源头控制、过程监管和终端减排措施。 今年我们针对VOCs的控制出台了一个文件，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要求。 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虽然臭氧污染多为轻度污染，但各地对其影响的好天气天数却非常‘苦恼’。” 何克斌还表达了各地对臭氧问题的关切。 他还认为，VOC比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更难控制。 他说，二氧化硫只是一种化合物，二氧化氮也只是一种化合物，但VOCs的标准表达中带有一个小s，它们都被称为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但如果我们从学术上列出来，有几千个，对我们关心的环境问题影响较大的有几十个。 污染源至少有十几种，对臭氧和PM2.5的贡献也各不相同。 因此，治理的技术要求远比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精细化和针对性要高，治理和监测的要求也更高。 这项技术的积累过程应该说比那个时期还要长。
何克斌强调：“虽然我们一直强调要防控，但实际上很多情况还是要控制，出现问题时光‘治’、‘防’是不够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面向未来，就是控制PM2.5，防止臭氧继续上升。事实上，臭氧已经不能说是‘预防’了，因为它已经到来了。” 他认为，目前很难实现每年同等百分比的臭氧和PM2.5减少量。 ，“臭氧应该稳定或小幅下降，而PM2.5应该继续下降。”
《大气中国2019：中国空气污染防治进展》记录了2018年我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大气管理情况，并首次新增169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管理情况综合评估和排名。 付璐表示：“我们给城市达标提出了四点建议：规划规范、决策科学、成本效益高、多方参与。事实上，截至2018年底，只有50多个城市发布了达标城市。”我们能收集到的所有公共数据，规划达标的城市只占未达标城市的1/4。此外，必须做到成本效益，这也应该是未来大气引入的必要步骤。政策”。
未来，大气污染治理已进入非常重要的阶段，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难度不断上升。 随着污染治理力度加大，未来控制单位污染增量的边际成本将不断加大，各相关主体面临的经济压力将加大。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张世秋认为，环境污染不仅仅是自然界中污染物的物理化学演化和变化过程，更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和影响社会不同群体利益冲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因此，在制定污染防治战略和政策时，有必要进行充分的社会经济分析，尽可能寻求和实施具有成本效益的污染防治战略和政策，最大限度地发挥环境经济政策的作用，改善污染行为。所有实体。 提供持续激励的功能，使环境保护转化为行为主体长期的内在意识。